The Margins of Empire
將帝國權力的批判帶入文學批評當中，來分析帝國權力如何在殖民地進行運作
分析被殖民者在殖民歷史當中的處境，情感，與慾望
被殖民者究竟應該如何自我表達？
帝國夾縫間的世界主義是否可行？
理論框架
「帝國間性」inter-imperality（史書美）
個人理解：主體處於多種帝國權力之間的一種生存狀態、生命情感及其特殊的批評視角
史書美：
作為帝國的中國 中國必須被納入帝國批評的脈絡內進行考察
帝國的年代
新與舊之間的延續性
中國作為新興帝國被西方所警惕
帝國的疆域
prc與清帝國之間領土上的直接繼承關係（滿洲對內亞的殖民侵略）
大陸殖民
文本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
本書完稿與民國32年（1943年），台灣「光復」前夕。
作品介紹：
《亞細亞的孤兒》（日文名：アジアの孤児）是台灣作家吳濁流成名的長篇日文小說。[1]原名《胡志明》，由於與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同名，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主角也從「胡志明」改名「胡太明」。本書對當年的台灣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其矛盾與混亂有深刻描繪。小說講述了臺灣日本統治時期的知識分子胡太明，在臺灣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欺壓，被認為與日本人是不同人。到日本留學時，遇到中國大陸學生，在透露自己是台灣人後又不被中國學生認為是中國人而受到歧視。最終回到臺灣後，胡太明目睹家鄉的沉淪，終於崩潰。
內容概述：
主角胡太明生於台灣一個中落的地主家庭，幼時在族長祖父的安排下進入「雲梯書院」學習漢學，私塾關閉後進入公學校受到新式教育，後來又進入師範學校就讀，最後成為教師。任教期間，台籍及學生處處受到日籍教員欺凌，但胡太明卻愛上了日籍教師內藤久子，但因種族之間的差異被拒絕。
太明在悲痛下決定留學日本，在日時友人藍以「台灣人日語的口音與九州相近」使太明隱瞞身分；在與其他中國留學生接觸後，胡太明自稱是台灣人，卻被懷疑為間諜。回到台灣後太明卻失業了，最後只得到同事的甘蔗農場工作，並利用午休時為農場內的女工們提供教育，但農場因製糖會社的壓榨在不久後破產，太明於是決定前往大陸。
臨行前他做了一首詩中提到「歸故國」，寫完後太明認為他現在不具中國人民身分，於是改為「遊大陸」。到大陸後至南京任教，並與女學生淑春相戀結婚，然而崇拜「新思想」的淑春卻沉迷於煙賭、交際，令受傳統思想的太明難以接收，卻只能放任。一日太明在家中被以調查為由被帶走拘禁，拘捕者雖相信太明不是間諜，卻因「上級命令」不得不拘禁太明，獄中他不禁思索殖民下台灣人的悲慘命運。爾後太明受到過去女學生們的幫助越獄，最終搭船離開大陸。
回到台灣後人事全非，他哥哥已成為保正，處處致力於皇民化運動，魚肉鄉民。戰事越趨白熱化，當局開始徵用各式物資，後來實施米糧配給，村人紛紛藏匿糧食，胡家藏起的米被發現，太明的母親阿茶因而逐漸鬱悶而死。隨着戰爭進行，太明也被徵招入伍前往廣東，他得知當時士兵強姦民女的行為深感不齒。後來他充當翻譯，目擊日人斬首大量「抗日份子」，因而受到衝擊昏厥，被送回台灣。隨後太明的同父異母弟弟志南被學校強迫加入「志願軍」，志南據理力爭，最後還是簽字。志南在大量勞動下幾近殘廢，並在太明和其母的目睹下死去。
太明因而受到打擊，終致瘋狂，在胡家牆上寫上反戰支持台灣人民的詞句，又在村中到處寫上「白日土匪」之類的話語，後來太明也不知去向，就這樣消失不見。
《胡志明》長篇小說四本（亞細亞的孤兒，1946.10出版）
此書即是吳濁流先生最著名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的最初原名，這「亞細亞的孤兒」幾個字被拿來做台灣處境的代名詞，羅大佑也用這幾個字1983年做過一首同名歌，但他當年卻說亞細亞的孤兒是指越南（哇咧）；那到底這首歌是寫台灣還是越南，羅某在台灣真正民主化、本土化後二十多年來一直沒公開講明過。
「胡志明」原本是一個台灣人名字，吳濁流拿來做書中主角及書名，後來因為越南戰後的革命領袖也叫胡志明，為避免被誤會這本書是在寫越南共產黨革命，很快改為胡太明。《亞細亞的孤兒》則是1956年將本書拿去日本出版才改的。
封面是由著名灣生畫家立石鐵臣(Tateishi Tetsuomi, 1905-1980)畫的，立石鐵臣在戰後被留用，並沒有在日本投降後第一時間返回日本，在台北師範及台灣博物館工作，一直到1948年才引揚。立石鐵臣是日本時代末期台灣極出名的畫家兼設計家，曾幫西川滿、《民俗台灣》設計封面插圖，燴炙人口。
本書1943年完稿，作者以日語寫成，出版於1946年（台北），1959年翻譯為華文於高雄出版。
講述日治時期（1895-1945），殖民地台灣人的認同困境。
核心議題：
傳統與現代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文化與權力
殖民權力關係的情慾化與性別化
同化與皇民化
宗主國對於殖民地的結構性剝削（政治/經濟/文化）
身分認同
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胡太明
青年/台灣：
私塾（漢族傳統文化）/現代學校（日本教育）
中文/國語（日語）
本省教員/日本教員
本省女性/日本女性
留學/日本：
台灣人or 日本人（面對日本人，是否隱藏自己台灣人的身分）
台灣人 or 中國人（面對中國人，是否隱藏自己台灣人的身分）
成年/中國：
聽不懂上海話，需要學習北平話
做日語老師
因為是台灣人，被國民政府抓起來關進監獄
逃回台灣的路上，謊稱自己是日本人
成年/台灣：
面對皇民化浪潮
面對殖民權力對殖民地的壓迫和剝削
見證官僚制度的腐敗
親人死亡
同化與皇民化
荊子馨（201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
陳培豐（2021），《「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
動畫臺灣史 （taiwan bar）
同化主義 vs 殖民主義
特別統治時期（殖民主義）
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日台平等
台灣人沒法在台灣上學
家境好的人去日本留學
西方知識與文化在學校進行再生產（日本中心的史觀）
皇民化時期（將台灣人改造成日本皇民作為戰爭資源）
國語運動（國語講習所/國語家庭/改名）--》優先獲取資源
宗教風俗--》增加台灣對日本的忠誠度
戰爭動員
認同與誤認
Identity and misrecognition
絕對精神？
帝國夾縫間的世界主義
台灣
處於帝國夾縫之間的邊緣地帶：美國-中國
國族主義論述其實都是奢望
通俗世界主義（vernacular cosmopolitain）
一個描述邊緣群眾到文化互動主義的方式
雙語/多語主義：英語/法語（大都會語言）+台語/印度語/韓文（非大都會語言）
作為藝術家，如何再現台灣？如何選擇符號？
創傷敘述：歷史/性別/階級
連續殖民
慰安婦（日本士兵）/吧女（美國大兵）/性旅遊（日本遊客）《寶島賓館》
二二八中的女性敘事《墓誌銘》
織布/女工《新莊女人的故事》
《世紀小甜心》
香港
從《剪紙》到《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殖民地文化中的不可通約性
句子之外，意指不能（out of sentence and un-signified）
《剪紙》
兩位女主角：喬與瑤
文化上颇为西化的乔
迷恋中国传统文化和粤曲的瑶
歷史背景
70年代
70年代正是香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标志着香港从一个发展中地区转变为发达经济体。经历了整个60年代的政治运动（如九龙骚动和六七暴动），港英殖民政府开始着手解决社会问题，殖民地的民生与经济因此也得到了改善。也正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西方流行文化进入香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的时代背景下，被殖民者想要进行自我言说和自我表述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甚至，被殖民者之间的沟通也成为了问题。瑶和乔代表着香港人当时两种普遍的「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回到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还是奋不顾身的投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很多港人在当时面临的文化认同上的困境。
情書/信件/古體詩
黃-》喬-〉把信給我，讓我來解讀
瑤-》在家剪紙/發瘋/胡思亂想
不可通約性 incommensurability
不可還原性/不可譯性
被殖民者的知识和情感是无法完全用殖民者的语法来进行表达，而殖民地的不可通约性恰恰存在于这种无法无法完全被表达的句子之外。类似的尴尬情景经常出现在对于香港殖民地文化的批评中，在<寻路在东京>里就出现过有人批评香港电视台整天讲的都是他听不懂的粤语，而一国两制的关键点应当在于语言的统一，即大家都说普通话。另一位从法国回来的人则认为香港人的中文，不中不西，并谴责「士多啤厘」这类的中文为殖民地中文。然而，这种语言和文化的混杂性恰恰是香港文化中不可通约性的关键之处。因此，也斯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这种香港文化中的不可通约性。
食物，边界，空间与跨国感性
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当中，食物十分突出地成为了一条出主线。其间的人物与故事，都围绕着这十二道“菜”，娓娓道来。整部小說仅有几篇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发生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例如京都、越南、西班牙、温哥华。然而，恰恰是这种跨国的地景空间，才能够再现港人日常生活中频繁的跨国流动的经验。除此以外，对于世界料理的广泛接受程度也体现了港人在文化上多元包容的心态。
实际上，在同名短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跨国感性的分配逻辑。这种跨国感性并不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柯梦波丹（cosmopolitanism），相反也斯给予这种跨国感性一种基于香港主体位置的一种平等对待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心态。例如，「我」那晚在酒吧跟朋友们一起庆祝生日的时候，朋友们带来各种不同的食物：中东蘸酱、西班牙头盘、意大利面条、葡式鸭饭、日本寿司、还有夫妻肺片。这种并置的呈现方式恰恰解构了东/西二元对立的逻辑霸权。在跟玛利安约会时，「我」也是选择了一家曾经在伦敦海德公园吃过的法式泰国融合菜。并认为亚洲的文化应当跟西方平起平坐。相较于之前在《剪纸》中所提出的问题，也斯在《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当中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回答，那就是问题不在于究竟是选择西方还是中国，相反对于一种理想的香港人来说，东西方文化皆可消化和运用，不仅仅拥有奶酪和红酒的知识，同时也具备制作夫妻肺片的能力。我将这种跨文化的知识生产称之为跨国感性，这样的跨国感性打破了既定的文化等级制度，同时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进行了去中心化的处理。
跨国感性的分配也体现在跨国主体的流动性。小说中多数故事发生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即便有些核心故事发生在香港，也能从其中的人物身上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在香港文学史中，就有过关于「城籍」的讨论，因为在殖民地时期，香港是一个没有国籍的地方。然而，在后殖民香港，能够突显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差别之一就在于港人的护照与内地人的护照。香港人所持有的是香港永居的护照的免签数为168，而中国护照只有48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对私人护照免签。因此，这种跨国流动的能力也成为也斯作品中用来表述香港身份和不可通约性的方式。多种文化的并置，对于异国他乡的亲切描绘，高度跨国流动性的再现，都体现了作者对于边界，疆域，和等级制的反思。
除了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以外，也斯小说当中的食物与日常生活书写同样也起到了解构宏大叙事的效果[3]。毕竟，整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发生在后九七时代的香港。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生产中，九七焦虑是一个核心主题。大家都对政权移交之后前途未卜的香港命运焦虑不已。对于港人来说，自己的命运永远无法掌握在自己手中，总是沦为大国政治之间的棋子。尽管，在也斯的这部小说当中，整体基调依然是暗淡的，但是能够看出，将政治上的沮丧转移到食欲和情欲当中，也在消解政治上的宏大叙事：
这些夸张的食物配合回归前歇斯底里的气氛，一方面是民族气节高昂的电视爱过歌曲晚会，一方面是兰桂坊洋人颓废的世界末狂欢，不是只有明天就是没有明天，好想这明天就是日历上一个印成红色的日子，代表了某些伟大食物的诞辰或是死寂。我想这是日子崇拜。我对什么大日子都无所谓。但在那段日子里我们也不能幸免地大吃大喝，荒腔走板地乱唱一通，又恋爱又失恋，整个人好似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始终漂浮状态。
（也斯，2009）
「97移交」对于香港和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大日子。然而，对于也斯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这个大日子不过是沦为一个背景而已。今晚，本是跟朋友一起在酒吧里庆祝「我」的生日，而这个日期似乎也在暗示着一种任意性和被动性。因为「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
我这么大一个人，过去一直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大概因为当年父母偷渡来港，我是死寂啊接生的，连出世纸也没有。长大以后去领身份证，看不懂英文，就把当天的日期当生日写上去了。家里提的是中国阴历的日子；身份证上是应付官方的虚构日期；还有姨妈后来替我从万年历推算出来的阳历日子，我备而不用，也没真正核对过。就这样三个日子在不同场合轮番使用，随便应付过去，倒也适合我散漫善变的个性。
（也斯，2009）
这个生日的发生学即是叙事者「我」同时也是对于香港的一个转喻。这意味着一种跨殖民性（trans-colonial）的知识生产施加在「我」的身上，不论是官方日期，阴历，还有阳历日子，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所谓，都是一种外界/殖民者强加的知识。尽管「我」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漂浮状态之中，但是「我」能够做的就只有跟朋友们在这里大吃大喝，恋爱失恋。用日常生活中的食欲与情欲来转移政治上的力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