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uising Utopia - José Esteban Muñoz (Introduction)

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图景不值一顾。——奥斯卡·王尔德

酷儿不在此时此地，酷儿是一种理想。亦即，我们仍非酷儿。我们或将永远无法成为酷儿，但我们能感受到那蕴藏着无限可能性的地平线所透出的温暖曙光。我们也从来不是酷儿，酷儿的存在于我们是一种理想，可以从过去提炼，并用以想象未来。未来将是酷儿的领地。酷儿是结构化的、被教育出来的欲望模式，使我们能抽离当下的泥沼去看、去感受。此时此地是一座牢笼，我们必须用尽全力、在被此时此地操纵的单调现实中，思考并感受彼时彼地。有人会说，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此刻的欢愉。但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当下，我们必须憧憬并实践，崭新的、更好的欢愉，存在于此间的其它方式，以及，终将到来的新世界。酷儿是一种渴望，促使我们不断前行，超越此刻消极的、使人劳累的浪漫幻想。酷儿是那个让我们感到这个世界还不够、总少了点什么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们能在美学中一睹由酷儿提出并承诺的新世界。美学，尤其是酷儿美学，往往蕴藏未来世界的蓝图。装饰品和生活用品都潜藏着酷儿乌托邦的图景。转向酷儿的美学领域，并非对现实领域的逃避，因为，酷儿美学就映射着未来的社会关系。酷儿也是一种展演，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更是面向未来而做的行动。酷儿本质上是对此时此地的拒绝，对另一种世界的潜能与具体可能的坚持。

以上就是我在《巡游乌托邦》中所述的论点，它受到传承于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的德国观念论的思想和语言的重要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中，尤其在阿多诺、本雅明和马尔库塞的作品中，这一思想脉络的一些层面得到了具体化。这三位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思想家都着力解决乌托邦的复杂性。不过，最打动我的、最激发我思考的文本和逻辑来自布洛赫。

相比前述三位哲学家，布洛赫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更为松散，其作品被解放神学和1968年的巴黎学生运动征用。1885年，布洛赫出生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一个被同化的犹太裔铁路雇员家庭。二战期间，布洛赫逃离纳粹德国，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定居了一段时间。战后，他回到东德，在那里，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过于修正。同时，因为对斯大林主义的各种辩护，他被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左派评论家嘲笑。他参加过齐美尔，以及之后的韦伯的知识圈，与阿多诺、本雅明和卢卡奇时好时坏的关系在欧洲左翼思想史上也值得注意。他在政治上的矛盾性和被认为既简略又过于抒情的写作风格，使他受到奇怪的、不平衡的对待。在自称酷儿批判的作品中征用布洛赫也是冒险的，这是因为，在传言中，布洛赫在与性别和“性”（sexuality）相关的问题上并不进步。但这些传记事实无关紧要，因为我并不将布洛赫的理论奉作金科玉律，只是作为酷儿思想的入口。我利用来自布洛赫，以及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其他哲学家的论述和例子，作为通向另一种模式的酷儿批判的中介，这种酷儿批判将背离当下酷儿批判中既存的主流思想实践。在我看来，转向某种批判性的理想主义，会是一种极为有用的解释学。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布洛赫的三卷本哲学著作《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在其详尽的论述中，布洛赫超越了莫尔基于幻想的乌托邦表述，讨论了乌托邦的延展概念。《希望的原理》对乌托邦现象作了百科全书式的讨论。在书中，布洛赫讨论了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的、文学的、技术的、医学的和地理方面的乌托邦。和他的朋友们例如本雅明相比，布洛赫在美国学术界的接受度不太稳定。对我而言，布洛赫的效用主要来自他理论化乌托邦的方式。他对抽象的乌托邦和具体的乌托邦进行了批判性区分，认为抽象的乌托邦只有在构成一种批判性功能时，即，促发一种批判性的、潜在的变革性政治想象力时，才有价值。对布洛赫来说，抽象的乌托邦总是失败的，因为它们不与任何历史意识相联系。具体的乌托邦则与历史上既存的斗争有关，是已经实现的或潜在实现的集合。在日常生活中，抽象的乌托邦类似于庸俗的乐观主义。（最近对同性恋/酷儿乐观主义的呼吁就很像精英同性恋对政治的回避。）具体的乌托邦也能是空想，不过，是一个集体、一个新兴群体，甚至是为许许多多的人梦想着的孤独怪人的希望。具体的乌托邦是内含知识的希望。在1961年一次题为"希望会失望吗？"（Can Hope Be Disappointed?）的演讲中，布洛赫描述了内含一定知识的希望的特征：“希望的情感（及伴随着的，恐惧），以及更重要的，希望的方法论（及伴随着的，记忆）都在尚未到来之处，这是一个入口和最后的内容都以持久的不确定性为标志的地方。”这种情感和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的看法，指向一个批判的过程，这个过程与阿甘本所说的潜能相似。希望，及其他者，恐惧，二者都是可以被描述为预见性的情感结构。

本书中，我首先描述了一种酷儿乌托邦主义的形态，我将其锚定为1969年石墙暴动之前、左右和稍后的一个历史性的特定文化生产关系。布洛赫的美学理论方法被运用于描述艺术的预见性启示（anticipatory illumination，常译作“期待启明”），这可以表征为识别某些可以在表象实践中被检测的属性的过程，帮助我们看到尚未意识到之物（the not-yet-conscious）。尚未意识到之物，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知的。当布洛赫描述艺术的预见性启示时，这种启示可以被理解为审美中的情感和意义的剩余。我在石墙暴动时期的作品中追踪乌托邦式的感受。通过一种在历史现场和现在之间穿梭的联想分析模式，我试图抵消历史案例研究的逻辑。为此，我在写作引入了我的个人经验，作为另一种方式，将历史上的酷儿现场与我生活中的酷儿经验联系起来。这种写作，并非为了讲述轶事，而是作为一种关联论证和证据的方式。因此，在讨论像凯文·阿维安斯（Kevin Aviance）这样的当代夜总会表演者的作品时，我引用了伊丽莎白·毕晓普（Kevin Aviance）的诗和跟社会运动与性别认同有关的个人回忆。分析凯文·麦卡蒂（Kevin McCarty）拍摄的当代酷儿与朋克酒吧的照片时，我讨论了对石墙酒吧之前的酷儿酒吧的描述，也讲述了我在迈阿密郊区酷儿式的、朋克式的个人成长经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五、六十年代纽约市的一些场所和组织，包括诗歌界的纽约学派（the New York School of poetry）、贾德森纪念教堂的舞蹈剧场（the Judson Memorial Church’s dance theater）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工厂。《巡游乌托邦》着眼于这些时空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并不像奥哈拉（O’Hara）和沃霍尔（Warhol）那样被关注。而为了说明本书使用文化和理论材料的主要方法，有必要先简要讨论一些诗人和流行艺术家的作品。本书的核心是“希望”的概念，它既是一种批判性的情感，也是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论。

布洛赫为我们指出一种作为解释学的“希望”，从今天的政治斗争来看，这一批判性视角有助于对抗政治悲观主义。在这个反乌托邦主义支配着文化分析，并替代了实际批判性干预的时刻，为希望的，或称批判性的乌托邦主义辩护无疑是困难的。但在讨论反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前，有必要先为这里讨论的反映具体乌托邦主义的希望的批判模式勾画了一个大概轮廓。

在《表演中的乌托邦》（Utopia in Performance）中，一定程度上借鉴布洛赫，吉尔·多兰（Jill Dolan）提出一种表演研究批判方式。在这本令人钦佩的书中，多兰认为剧院是“寻找希望”的场所。我则把希望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论，用以更好地描述能够规划未来愿景的回溯。我的想法与最近的一些文本是共通的，这些文本取代了多兰分析的现场表演作为我的分析对象。其中一些文本包括：加文·巴特（Gavin Butt）对战前纽约艺术界的酷儿表演力量的出色分析；珍妮弗·多伊尔（Jennifer Doyle）对表演与视觉研究中“性客体”的形成和演变的动力的有力论述；以及弗雷德·莫顿（Fred Moten）在精彩的《在休息中》（In the Break）对客体的反抗的讨论。引用这三个文本，是希望将我自己的分析与更大的跨学科的表演研究领域联系起来。

对布洛赫而言，现代世界是有关惊奇的事物，他认为惊奇感（astonishment）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沉思。沃霍尔和奥哈拉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就表达着这种惊奇感。沃霍尔经常用"哇 "和 "哎呀"之类的语言。虽然这种对自我的表现被认为是一种不真诚的天真，但我认为，这正表现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在沃霍尔的大部分艺术、演讲和写作中不可或缺。至于奥哈拉，一般读者也知道，他是个狂热的乐观主义者。如果把奥哈拉式的存在模式——他对事物的喜爱，“哇”“靠”等感叹，以及他充满了乐趣和欣赏的诗歌——看作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感受模式，同时也作为希望的方法论，会发生什么？这种方法论彰显着布洛赫所描述的“惊奇的沉思”（astonished contemplation）。他们二人对名人的狂热迷恋大概就类似于布洛赫所说的惊奇感。在沃霍尔创作的画作蓝色的Liz Taylors和奥哈拉用以赞美一位女明星的诗歌《拉娜·特纳崩溃了》（Lana Turner Has Collapsed）中，通过对魅力的感叹和惊奇的感受，两位作者都提供了一种走出，或者说，缓和布洛赫所说的“生活中瞬间的黑暗”的方式。惊奇感使人能超越异化的此时此地的限制，得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时空。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表达着这种存于此间的惊奇。比如奥哈拉就一直对城市感到惊奇。他赞美城市的美好和浩渺，在他的作品里，人经常为琐碎的事物感到惊奇。他的诗歌展现着承载惊奇感的城市景观。同样，在沃霍尔的视觉作品中，平淡无奇的物品也有这种情感上的激发。布洛赫指出，人们可以在绘画和诗歌中发现承载愿景的景观。这些景观延展至指向未来性的疆域。

我们来看看沃霍尔的画作《可乐瓶》（Coke Bottle）和奥哈拉的诗《和你一起喝可乐》（Having a Coke with You）。

和你一起喝可乐

比去圣塞巴斯蒂安伊伦 昂代伊 比亚里茨或者巴约纳好玩

也比在巴塞罗那加西利亚大街饱餐一顿有趣

或许因为你穿着橙色衬衫看着就像更快活更好看的圣塞巴斯坦

或许因为我爱你，或许因为你爱酸奶

或许因为橙黄色郁金香在白桦树边闪闪发光

或许因为在人群中在雕像前我们秘密的笑意

很难相信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东西像雕像

如此寂静如此严肃如此令人不悦地决绝地出现在眼前虽然它就在面前

纽约四点的温柔阳光下我们在彼此之间

    你挨我我挨你 就像一棵树透过婆娑摇曳的叶子呼吸

肖像展好像没有肖像，不过是些抹上的油漆

你突然也觉得惊奇为什么有人画了这些东西

               我看

着你我宁愿看着你 胜过看世界上所有肖像画

除了偶尔对《波兰骑士》感兴趣但反正它藏在弗里克

谢天谢地你没去过那里我们就可以第一次一起去

你的动作很美多多少少像在诠释未来主义

就像在家里我不会想起《下楼梯的裸女》

也不会在练习时回忆曾让我惊叹的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的画艺

而且研究印象画派有什么用呢

都没有体验过对的人站在身边日落时倚着一棵树发呆的感受

或者说就像马里诺·马里尼那样 选择骑士的认真程度还不如挑选

马匹

       这么说来 他们都错过了一些美妙的经历

这是我不会错过的奇遇这是我写首诗告诉你这一切的原因

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日常行为，和某个人一起喝可乐，这种行为象征着一个广阔的酷儿关系生活世界，一种隐秘的社会性，以及，乌托邦的潜能。与心爱的人共享一杯可乐，消费同一种商品，分享秘密的微笑，这样的日常行为，胜过艺术史上的精彩时刻。这首诗显然关于现在，但这个现在，完全正视过去，并在其酷儿关系性中承诺着一个未来。喝可乐的乐趣是一种振奋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可以看到一种重组后的社会性。这首诗告诉我们，对唯美主义者而言，单纯的美是不够的，这也呼应着布洛赫关于艺术的乌托邦功能的美学理论。如果艺术的极限是美——按照布洛赫的说法——这远远不够。作品的乌托邦功能是由作品中的某种剩余赋予的，它承诺了一种未来，一种不完全在此时此地的东西。在描述被与其共享可乐的恋人惊艳之前，奥哈拉先描述了被高级艺术物品惊艳到。在这里，通过酷儿审美的艺术消费和酷儿关系性，作者描述了一个充满将要出现的未来感的时刻。

某些物体带有的预见性启示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潜能，就像希望本身的情感轮廓。沃霍尔对可乐瓶的绘画中就充满这种启示。那种网版印刷，我会第七章讨论，强调了产品的时尚设计线。对布洛赫来说，潜能往往在装饰品中。装饰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原生态的流行现象。他警告称，机械复制，乍一看，会使装饰品失效。但紧接着，又表示，装饰性和与之相关的潜能与技术或大规模生产之间并不直接对立。哲学家以现代浴室为例，作为在这个时代看到乌托邦潜能的典范场所，作为非功能性和完全的功能性相融合的场所。沃霍尔对可乐瓶和其他大规模生产的物品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看到了功能性和非功能性之间的特殊张力，以及装饰品的承诺与潜能。在《安迪·沃霍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中，沃霍尔阐述了他在可口可乐中发现的激进民主的潜能。

美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开创了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所购买的产品基本一致的传统。你看电视的时候，会看到可口可乐，并且你知道，总统也喝可乐，巨星伊丽莎白·泰勒也喝可乐，然后你想到，你也能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多付钱也不会让你喝的可乐比街角流浪汉喝的更好。所有可乐都一样，而且所有可乐都很好。巨星伊丽莎白·泰勒知道这一点，总统知道这一点，流浪汉知道这一点，而你也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沃霍尔与奥哈拉不同版本的酷儿乌托邦冲动的汇合点。可乐瓶是个日常物品，在不同的框架中被表现，这显示出它的审美意涵和它所代表的潜能。在可乐瓶的日常呈现中，这样一个物体代表着被异化的生产和被异化的消费。但沃霍尔和奥哈拉都在可乐瓶这个物体和与人喝可乐这个行为中发现了别的东西。从沃霍尔的哲学中，我们能得到的启发是，乌托邦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在可乐这个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僵化的商品中，两位酷儿文艺工作者都发现了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东西。

在对亚里士多德《生命论》的解读中，阿甘本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潜能和现实性之间的对立是西方形而上学中的结构性二元对立。与可能性不同，可能性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潜能是某种即将发生的非存在（nonbeing）模式，一种在场（present）但在现在时态中并不实际存在（existing）的事物。在上面那首写于1960年代的诗中，我看到了某种潜能，这在当时当地无法完全彰显，这是一个关系性的领域，男人可以在异性恋体制之外彼此相爱，通过一起喝饮料的行为共享一个世界。通过沃霍尔对可口可乐的思考和奥哈拉的诗，我看到了过去，以及一个物体中所蕴藏的潜能，这可能代表着一种存在和感知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其中并不完全存在，但仍然是一种开启。布洛赫会认为，这些乌托邦式的感受可能会，而且经常会失望。但是，这些感受对于转换世界图景的行为是不可或缺的。

对希望以及乌托邦的恐惧，是社会内部的一种情感结构和应对挑战的方法，但容易导向失望，且这种恐惧使批判的方法面临重重困难。正如布洛赫所坚持的那样，希望可能总是会失望的。但是，如果要对抗某些僵局，这种失望就值得冒险。要消除不利的政治悲观主义，就需要重振情感。为了理解布洛赫的希望的概念，这里再简单地引用一下约翰·朗肖·奥斯丁（J. L. Austin）的作品。在《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奥斯丁用更为灵活的“顺畅”和“不顺畅”的概念区分，取代了构建西方形而上学的 "真/假 "二分法。其术语来自对日常言语行为的理解。顺畅的言语行为是语言的阐明，它能行动，正如可以表达。但在奥斯丁描绘顺畅的言语行为构成的生活时，我们也看到所有导向偏差的事情，以及言语行为中所包含的失败或称不顺畅。布洛赫的希望与奥斯汀的顺畅产生了共鸣，它们最终总是会失望的。希望的最终失望并不是放弃它作为一个批判性思维过程的理由，同样，即使我们可以事先知道语言的顺畅性最终会失效，但它仍然必不可少。